竞争是发展的前提

科学领域中一个新学科的出现，开始总是由少数人所倡导，而多数人不理解或反对。这少数人经过艰苦斗争，以他们的实践逐步取得更多的人承认继而公认之。这几乎成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人体特异功能在中国的发展自不用说，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支持这门学科，也有更多的人组织或参与这门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怀疑甚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人则更是屡见不鲜的。正因为这样，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发展受到社会很多方面的干扰和制约。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克服很多的困难。因此，研究发展科学的社会环境，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若不跨越这一步，也难以大步前进。

事实上，关于发展科学的社会环境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就开始讨论了，“李约瑟难题”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变体，即近代科学的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而是发生在欧洲，因为在此以前，中国的科技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各国。显然，我们中国人并不缺少方法论，更不乏一流的科学家，而是科学环境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才使科学因此停滞不前。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与教训。但真要摆脱落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科学摆脱俗套，实现跳跃式的发展才行。但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科学，但这种重视只体现在简单地“拿来”，而丝毫没有多少创新，结果与西方科学的距离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科学未来的发展。

回顾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方科学的总起点就是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就是自由与平等，它冲破了中古时代那由上帝意志统治的漫漫长夜，于是一个因富于科学、艺术和发明欲而著名的日子来临了，西方科学自此也进入了它空前繁荣的时代。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历史上，也曾出现了一次空前繁荣的时代，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传统文化中绝大多数思想都是完善于这个时期。那时，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迫使统治者放宽了思想方面的管制，于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也步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分析这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杰出篇章的时代，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些时代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思想解放，信仰自由，结果促使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发明出现了，人类的传统得到了升华。

或许是由于传统的原因，许多中国人认为，竞争会导致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出现不必要的内耗。结果处处避免竞争，疏不知，正是缺乏了竞争或在一些条条框框下的不平等竞争才使科学发展的活力顿失。而在西方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则是处处强调竞争，避免少数权威的统治，结果导致了一系列新思想的出现，尽管这些思想可能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对这些思想的竞争最终会导致一系列更为科学的观念出现，结果科学就是在竞争之中发展起来了。

竞争是发展的前提，这不仅仅是我们经验上的认识，更是哲学上一个基本的观点，因为没有对旧事物的否定，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而竞争正是一切否定之否定的基础。由此可见，在科学的发展上，只有提倡自由竞争，抛弃所谓的权威，才能使科学界出现它应有的活力。如果缺乏了竞争，各种思想独守一域，彼此不能发现自己的短处，发挥自己的长处，那么，整体就不会有任何进步和提高，科学因此就会死水一潭。

当然，任何竞争都是有条件的，不会任其无序发展，它总有一个竞争规则的存在。不过，这个规则不是什么权威的意志，更不是什么主流的思想，而是一个有利于整体发展的客观规则。在这个规则下，人人是平等的，只要顺应了这个规则，谁都在这个环境中脱颖而出，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则，就应当使它在这个环境中遭到淘汰。只有这样，整体才能秩序地发展。

对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而言，这个规则显然就是科学的原则。但我们不无遗憾地指出，在目前的科学界，这个规则已经模糊得近乎消失了。在科学之初，人们一直将“自然规律神圣不可侵犯”作为科学的原则，但由于“人文主义”的泛滥，这个规则逐渐被少数人演化为“人类意志”。自此，自然规则不再对人有任何作用，人也似乎真正地成为“上帝的翻版”。不过，对真正的科学而言，它是始终坚持自然内在的必然性的，相信有一个客观的自然规律的存在，是这个规律决定着一切客观的物质存在。

明确了科学的原则，对科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了这个规则，我们就能明辩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什么是伪科学、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人在打着科学的名号从事着伪科学的活动，什么人在顶着伪科学的帽子艰难地从事着科学的活动；有了这个规则，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活动应该是国家支持的，什么活动是国家应该禁止的，从而更加明确地自己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规则，我们就明确了科学发展的方向，重新拥有了科学研究的动力，并能够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将科学推进到新的高峰。

需要指出的是，自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以来，中国人不是反省科学真正落后的原因，而是一直唯西方思想是从，数典忘祖。西方科学与中医学相对立，就认为是中医是不科学的，于是出现了多次要否定中医的闹剧；西方科学与传统文化许多观念相对立，就认为传统文化是不科学的，结果许多极赋天才的观念得不到科学地认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与西方科学相对立就认为人体科学是伪科学，结果一次发展科学前所未有的机遇差点白白错过。可以说，直到如今，主流的科学界仍没有意识到西方科学的局限性，甚至一直把它当作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唯物与唯心的“试金石”，结果大大地阻碍科学的正常发展。

毫无疑问，科学界之所以出现这些反常的举动，与他们对西方科学的迷信是分不开的，在他们心目里，西方科学就是科学的化身，而他们就是西方科学的杰出代表，因此，凡是与西方科学思想相矛盾的东西都是他们批判的目标。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科学早已背叛了哲学和科学的基本原则，把现代科学的发展引入了神秘主义的陷阱，而我们这些西方科学的代表们也不自觉地跟着他们迷失了方向。

其实，不管主流的科学界怎样反对新思想，它都不会真正阻碍科学的发展，因为科学是相信实践的，实践也会证明谁的思想更为科学。但如果社会缺乏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或者将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作为科学的原则，那么，既使这个社会有众多的优秀人才，也都统统会成为少数权威的牺牲品，变成一群庸才，而少数权威的“附庸者”，则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宠儿，变成一群英雄。因此，在社会中建立一个平等竞争的机制，是科学发展的基础。

应该说，我国科学的发展在体制方面吃的亏太多了。这基本上都表现在主流的科学界迷信西方科学和少数经典著作，并把它们作为辨别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结果使我国科学始终与西方科学相随，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自解放初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可以说批判伪科学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是谁发动了对摩尔根基因的学说的批判，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学的批判，对马寅初人口学的批判，又是谁发动了对量子理论的批判，对相对论的批判，对控制论的批判等。批判伪科学的后果，就是使中国科学水平大大地落后了，科学的精神被扭曲了。即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科学界仍然没有摆脱权威主宰科学界的处境。以人体科学的发展为例，人体特异功能在我国宣传出来以后，曾被当作“伪科学”、“障眼术”而大加杀伐。这里反对派的权威就是于光远，有了他从哲学高度的严厉批判，可以说人体科学马上就偃旗息鼓。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科学界的另一位支持者的权威，这就是在系统论方面有突出成就的钱学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钱学森敢于对抗来自自然科学和哲学界的批判，敢于扛起支持的大旗，恐怕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在中国早已夭折了。当然，这里我们不是否定权威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相反，一个有长远发展眼光的权威可以拯救一个时代，而一个没有哲学头脑的权威则要耽误一个时代。只是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科学的发展仍然缺乏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少数权威仍主宰着我国的科学界，而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正是我国科学发展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我国科学界缺乏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但更深层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明确的竞争规则，这个规则是客观的，在这个规则面前没有权威、更没有标准。然而，这个竞争规则在我国一直是缺失的，正是这个原因，人们往往把这个规则与政治标准看齐，于是出现了中国理论界独特的风景，这就是人们习惯于舆论一边倒的阵势，哪怕是翻来复去，也要在同一时间里保持论调统一。在人体科学的研究中，同样出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按理说，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是否存在只是一个科学探索问题，学术是不能用批判的办法，而只能用科学研究和百家争鸣的方法去解决，任何过激言行，不仅对科学探索无济于事，反而有碍于学术界的安定团结。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学术问题，竟然也被少数人上升到政治高度，结果学术之争演变成了“科学与迷信”之争，甚至成为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研究的批判和声讨，不少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工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不过较有些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真是“科学与迷信”之争，那么人们要问：在这场争论中，哪些专家学者是科学代表，哪些又是迷信的代表？就支持者而言，杨超同志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现已离休。人体科学工作者们都知道，正是因为当时还在位的杨超书记亲自考察了唐雨的功能后，才有《四川日报》的报道，以后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响，一直发展到今天人体科学的建立。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杨超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诬为丢了“国格”，“不懂常识”。反对特异功能者应该想一想，中国共产党一个省的省委书记难道连“耳朵司听”的常识会不知道，况且，全国有１００多家大学与科研单位在认真地研究的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有如同张震寰、杨超、聂荣春等老一辈的革命家，有如同钱学森、赵忠尧、贝时璋等老一辈科学家，有一大批大学校长、系主任、教授、研究员们认真探索的人体科学，竟会是“伪科学”。

人体科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的时候诞生的，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的推动下得到发展和创新的。如果没有这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异功能在我国被承认并上升到科学高度来认识它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没有权威式人物钱学森拿个人的党性向中央做保证，就没有人体科学的诞生。这是多么令人担忧的事情！

问题越辩越清，真理越辩越明，这场争论只能靠争鸣才能促进统一，那时人体特异功能有无问题的研究更易辨清，从而既有利于揭露伪科学，又易找到可能客观存在的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如果确实存在，那它对现代物理学最基本的概念提出重大挑战，这就动摇了现代科学的某些重要基础，从而产生危机。科学史证明，产生科学危机并非坏事，克服危机将可能导致新的科学革命。如果以西方科学的某些标准做为科学的原则，最终阻碍科学的真正发展，那将是中国科学界最大的失败。

目前，中国科学界的一大误区就是把科学的原则与检验标准混为一潭。的确，科学实验作为核实理论正确与否的主要手段，在科学领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建立科学理论并不是完全由实验得出的，而重要的是通过哲学的思辩，因为我们的视野太局限了，它不可能帮助我们观察到处于不断转化中的微观物质，所以更不能将实证的结论作为真理。在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中，同样不能以确定的重复性来做为特异功能是否存在的标准，而是应该具体地考察可重复性的条件，然后再谈论它的可重复性。令人不解的是，至今还有不少西方科学的代表们，唯西方科学的标准是从，断然以它不符合西方科学的标准为理由否定它的存在，更有一些自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顾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的必然性，凭着自己所谓的理性拒不承认它的存在。而更可悲的是，他们还利用个人的影响对特异功能研究“扣帽子”、“打棍子”。结果使本来处于荫芽阶段的人体科学研究雪上加霜。

自然界是在普遍联系之中的，而且是在永恒的运动中存在的，这是包括现代物理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的一致的结论。但在事实上，科学家们只是从口头上承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仍没有从物质的相互作用上去理解，特别是物理学，至今还相当然地把空间看作是对称的，拒不承认自然界在物质上的连续性，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物质流动于宇宙空间，自然怎么可能进化呢？普遍联系又是怎么可能产生呢？显然，真实的自然还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精密仪器背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必然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深层的物质运动我国先哲们早已认识到了，而且将它们涵盖传统文化之中，因此，在这场即将发生的科学革命之中，我国科学界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机遇并不等于成功，如果没有一个平等竞争的体制做保证，真正的人才竞争不出来，甚至造成优秀的人才外流，那么，墙内开花墙外结果的悲剧还会在中国重演。

时不我待，在关系到国家大计的科学界，应该及时地反省自身，拿出真实的行动，营造出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没有权威，没有标准，更没有门户之见，学历高低之分，只有公平竞争的规则，这也是科学的原则，即相信一个不依赖于意识而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客观的自然规律决定着一切。凡是相信自然规则的存在，并一直从物质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认识自然的体系，科学界都应该大力支持，而那些盲目夸大人的作用，甚至将个别人神化，那么无论这个体系多么眩目，都应该加以禁止。我想，如果科学界真的能够反省到这一点，中国科学的发展就有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