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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眼中的人体科学之(四)
 
 

赵伟民

真伪之争

有关特异功能现象的报道,引起了一批科学工作者的关注。这些科研工作者遍布于全国各地。他们既不是盲目地人云亦云,也不轻易地加以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对一些特异功能现象进行严格的、科学的验证。从而证实了特异功能现象的客观实在性。

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应该说是研究人体科学的后来者,但我国的人体科学的研究却后来居上,成了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按照钱学森的说法,人体科学是九大科学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军事科学和文艺理论)中重要一项。问题是:西方的人体科学的研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而且西方的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也较我国优越得多,为什么人体科学只在我国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呢?

稍加考察就可以知道,这与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中医和气功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已确证无疑就是“科学”,不过这种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区别就在于这种“科学”我们还不能用现代语言来理解,但这并不妨碍它内在的科学性,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科学还解释不了这种“东方特色的科学”,只能说明它自身的局限性,它本身仍需要发展。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法论的不同。西方科学是实证科学,它只承认可观察的实在,仪器观察不到的就不承认。而东方科学是系统科学,它相信有连续的物质作用才使系统成为一个整体,而这种普遍联系是不可观察的,只能通过思辩的方法来理解。于是出现了科学实验的标准问题:任何一个对西方科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项研究结果的正确与否,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它是否具有重复性。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重复此项实验,实验得出相同的实验结果。而对特异功能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特异功能是人体意识(包括潜意识)活动的产物,它的产生与人的意识状态有很大关系,而意识又是人体对外在世界变化的一种反应,因此,特异功能的产生和外在环境是否有利于进入特异状态有很大关系,显然,完全相同的外在环境是不可能重复的,与此对应的特异功能也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这种状况就与现代科学的判定原则相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使人体科学的发展一波三折,直到现在,还一直处在举步艰难的困境。

不可否认,科学实验带给我们确定的、明晰的知识,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再单纯地依赖于哲学的思辩,科学因此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问题是,物理世界真的能够完全在我们的观测仪器中显出原形吗?我想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实践证明,尽管人们发明了放大镜、显微镜甚至是电子显微镜,对物质世界的观测从宏观深入到微观的原子,但物理世界是无限可分的,单纯地依赖扩大显微镜的倍数恐怕是解决不了最终问题的。从哲学的思辩我们同样可以知道,我们的观测仪器和我们所要观测的对象都是由同样的物质组成的,由自身来观测自身恐怕只能陷入自欺欺人的境地,这就好像人很难真正认识自己一样。

不过,由于近现代科学实验的成功,人们已经习惯地否定由思辩所带来的知识,从而把科学与“可观察”对应起来,如果是可观察的,那么科学家们就承认它的科学性,反之,如果它不可观察,那么科学家们就予以坚决地否定。正是这种状况,使西方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始终得不到科学的承认。而在中国,由于先哲们始终相信自然界的物质统一于“气”,自然规律不是什么物质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个内在于物质本性的“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取象比类,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对这个“理”的代表性认识,它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质的变化都遵循这个理。事实上,正是这种统一的自然观始终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才使中国传统文化辉煌而耀眼,可以说直到十七世纪,中国的科技成就还一直领先于世界。

然而,由于闭关锁国,集权统治,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化并没有得到多大新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一直处在对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理解之中。而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却流传到了西方,为西方科学的革命注入了活力。这不仅包括异常丰富的科学创造发明,而且包括始终如一的统一的自然观。西方科学进步的速度是惊人的,它在短短的一百多年内便在科学技术领域全面超过中国,与此对应,古老而传统的东方文化近三百年来一直面临西方科学的冲击,到了20世纪初,随着清帝国解体,这个传统也在整体上让位于西方文化,它的继续生存已受到很大威胁。

应该说,经过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洗礼,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文化的概念已经相当模糊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一直被视为神秘主义,甚至是封建迷信。而与此同时,西方科学特别是它的思想已经在大多数人心中扎了根,在不少国人看来,凡是与西方科学相违背的,它肯定是封建迷信的残余,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加以批判。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迷信,不过不是对传统文化的迷信,而是对西方科学和人文主义的迷信。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科学界在三十年代批判了中医,五十年代批判了易学,七十年代批判了特异功能。总之,中国的科学界始终迷信于西方科学,人云亦云,却丝毫拿不出自己的东西来。幸而,在七十年代末,中国发起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此,科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进行了深沉的反思,特别是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已经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创造了一次良好的机遇。这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迷信传统,而是对两者比较批判,扬长避短,为东方文化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不过,西方科学的势力在中国已经要深蒂固了,当人体科学一出现,就遭到西方科学代表们的严厉抨击。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不具备严格的重复性。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西方科学界特别是力学、物理学、化学界,科学实验及其重复性通常被用来作为检验科学理论的与否的基本标准,其中某些领域还出现所谓判决性实验。但在人体科学中,特异功能是仅仅局限于人体的,而人是受环境影响非常大的事物,重复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这就是当环境适合于功能人处于功能态时,它不能像物理、化学试验或其它非生物物质运动那样百试百验,这样就出现了科学的真伪的判定问题。

一些东方科学的代表们,从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医、气功几千年的实践中认识到,特异功能现象中一定蕴藏着真理,因此,他们提出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阶段,也需要不同的研究手段。面对人体特异现象这个特殊领域,考虑到对其现在的认识程度,不少人在进行具体研究的同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反思。这些主要方法是依据任何一种特异功能现象的出现肯定都会在人体出现伴生现象,研究这些伴生现象就可以认定特异功能是否存在的问题。如当气功师的意念活动达到高度集中状态时,其脑电图与平常人的大不相同,随着意念活动的状态不同,脑电图亦呈现不同的变化,这表明意念活动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物质活动的过程。在进行特异致动实验时,儿童(受试者)并不接触在密闭容器中的物质(应变片),却能动用特异功能使应变片发生弯曲的反应,此时对受试儿童所做的脑电图监测表明,其脑电图也发生了类似气功师做功时所出现的变化,只是变化的幅度更大,更引起人注意的是,应变片的变化和这名受试儿童的脑电图变化是同步的,就是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种现象在几名不同的受试者身上得到了重复验证,是不同单位的一批科研人员共同观察后所得的结果。

人体科学的出现与其说是真伪之争的结果,不如说是东西方科学方法论之争的结果。在这场争论中,中国系统论的权威钱学森一直站在支持者一边,而且从系统论高度提出了不少高瞻远瞩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是一种着重于局部的科学,系统论是一种讲究关系的科学,而在这些关系中,许多关系是不可观察的,它需要纯粹的思辩才能够获得。所以,用西方科学的标准来检验开放系统中的现象是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东方传统文化如中医、气功等这些经验科学,它经过几千年的实验检验,无疑是科学的前奏,西方科学难以解释它,只能说明它自身的局限性,它仍需要发展。事实上,系统科学的发展已经预示着一场更伟大的科学革命即将诞生,而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出现只是这场科学革命之前的一个前奏。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绝大多数中国的科学家对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知半解,而对于西方科学的精髓却是领悟相当深刻。在他们看来,西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出现了对特异功能现象的争论,但直到现在这些现象也没有得到承认,说明它不符合科学实验的重复性要求。我国科学实验的条件比西方差得多,如果我们用一个新标准承认这些现象,就是对科学的背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异功能现象在我国一出现,就遭到了多次大批判。

较为严厉的批判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81 年的秋天,爆发了一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是否存在问题的激烈争论。一些反对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否定特异功能现象的存在,还有一些反对者依据西方科学的标准对特异功能现象进行批判。应该说,机遇总是与挑战并行。与这种大批判直接对立的,是亲身从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一批中年科技工作者,他们大多是党培养出来的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有着较好的科学训练,他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大量严格的科学实验证实了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应该说,通过这一次“大批判”,促使解决了人体科学“有没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从此以后,人体科学得到了很大发展。

1995年初提出人体科学逐步向更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1995年夏天的第二次“大批判”,反对者借着95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批判社会上的封建迷信猖獗,而其根源是“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他们认为这个领域的所有研究只不过是表演,漏洞很多,经不起检验,称之为“傻子”遇上了“骗子”,而不少研究者从不可靠的现象轻易跳到种种离奇的结论,表现为典型的“伪科学”。这次大批判的结果迫使人体科学的研究者以更加完备的实验来确定特异功能现象的存在,科学终究是科学,当大量试验确定无疑地证实了这些现象的存在的时候,人体科学到底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的问题已经不证自明了。应该说第二次批判解决了人体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的问题。

然而,人体并不象西方科学以往所研究的对象那样将人体从自然界孤立出来,相反,人体的每一个现象都和外在世界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体科学就是要用物质相互作用的规则来科学地解释这些过程产生的必然性,并以这种必然性来指导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科学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根据已往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说明用物质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众多力学现象的存在。因此,人体科学的突破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整体的突破之上的,没有现代科学的变革,人体科学的突破是不可能的。然而,自然科学的突破并不是一挥而就的,它需要科学家们不断地反思自己,认真领悟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只有站在这样一个客观的自我之上,才能对已有的西方科学之路进行总结,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并重新对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进行扬弃,吸纳它们的精髓,给现代科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至今在我国仍有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认识不到现代科学的局限,甚至一直迷信于西方科学,这使得特异功能科研工作者始终处于极大的难堪之中,一方面他们怀着哥白尼、伽里略式的情绪,以极大的献身精神去探索未知,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在怀疑者面前为自己辩护,肯定自己研究的是真实而非戏法魔术等骗局或其它的幻觉。就是在这样的极为困难的环境下,不少科学工作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思想,满怀信心地去探索新的科学发展之路,我们应该为这些孤独的勇士们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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